2022年5月，我院范斐副教授与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我院2020届博士生王嵩共同在《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3期发表论文《中国可持续发展效率及其科技创新影响机制》，现将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摘要:

基于 DPSIR框架构建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期望和非期望产出,通过超效率 SBM 模型计算了中国各省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并通过三阶段 DEA 思想计算了剔除科技创新水平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技术效率。然后以规模水平为控制变量,以可持续发展技术效率为门槛变量,分别计算了科技创新的人才资源、市场环境和基础研究对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水平,但地区间差异较大;(2)剔除科技水平影响的中国各省市可持续发展技术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效率在近几年有所回升;(3)科技创新的人才资源、市场环境和基础研究在不同技术效率门槛下对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有较大差异,在技术效率较低时应当促进基础研究,当技术效率上升到1.042以上时应当注意市场环境。

结论及建议:

本文首先利用DPSIR框架构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投入要素、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计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可持续发展效率,并基于三阶段DEA思想,将科技水平的人才资源、市场环境和基础研究从可持续发展效率中进行分离,计算了剔除科技水平影响的各省市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效率。结果显示,所选样本可持续发展效率大多呈现上升趋势,而技术效率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在空间上东中西部差别较大。

同时,本文分别以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基础研究为解释变量,以劳动力规模、教育规模、经济规模、企业规模、交通规模为控制变量,以技术效率为门槛变量,计算了不同技术效率门槛下,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在技术效率较低时,增加的人才资源不仅无法嵌入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还会由于人才资源的冗余且无法发挥价值致使可持续发展效率下降;相同的情况也体现在市场环境上,一方面较低技术效率的技术市场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有效利用国际技术溢出导致某些区域成为污染避难所;而基础研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即使在技术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也能发挥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当技术效率提升到一定水平时,人才资源的增加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才能有效地对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这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思想相一致。当技术效率继续提升时,市场环境和基础研究对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较高技术效率下市场环境内各要素和基础研究的各类知识可以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实现“1+1>2”的可持续发展效率促进效应;人才资源的增加也能产生类似的协同效应,但由于人才资源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加大管理的成本和难度,其对可持续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被抵消,因此,人才资源在较高技术效率水平上难以对可持续发展效率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提升技术效率是发挥人才资源、市场环境和基础研究效能的重要基础,各省份应当重点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以保证单位GDP能耗持续降低,培育发展新动能以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实现人均GDP和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的稳步提升;还应当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提升人均城市绿地面积和环境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工业废固、废水、废气的排放强度,做好清洁生产工作。(2)由于基础研究在不同技术效率门槛下均对可持续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对于绝大多数省份而言,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可持续发展效率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些省份应当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的比例,给予基础研究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并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还应当促进学术研究的发表和交流,并提高成果转化率,积极推动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3)对于黑龙江、吉林、青海等技术效率较高但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省份而言,市场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这些省份应当立足于新发展格局,对内需要更加主动地融入我国区域发展布局,与周边省份形成有效联动,激发本土市场活力;对外则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和交流合作往来,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确保国际投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