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8日，2019年(第四届)中国客户联络中心行业发展年会在上海浦东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我院名誉院长范恒山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做《经济下行的基本原因与稳增长的主要对策》的主题发言，现将全文刊发如后。)

各位上午好!

正值孟冬之季，在美丽的上海，走进嘉里中心这个高端大气的会场，看到在座的一张张年轻生动而充满活力的脸，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热情。

我今天在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经济形势方面的话题。经济形势连着你、我、他，各个方面都很关注。主办方负责同志告诉我，今天出席会议的大概有一千人左右，而他们又代表着全国大约五百万客户联络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五百万工作人员又服务着数以亿计的各个方面的人群。如此看来，你们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如果大家能够把当前的经济形势弄清楚、搞明白了，那么你们传递给社会的将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所以我想我今天的发言要尽量给大家输送正能量，使大家能够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群。

谈到经济形势，这些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经济增长这个角度说总体上一直呈下行的态势。2010年是10.6%，2011年为9.5%，2012年下降到7.7%，此后除2017年有所反弹之外其他的年份都在往下走。从到7%、破7%，现在临近6%了。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为6.2%，其中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6%，接近了我们今年所确定的计划的目标底线，今年人大通过年度增长的预期目标是6%到6.5%。是不是会破6%，大家充满了担心。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十月份的经济数据，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都低于前值或社会预期，十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比上个月回落了0.9个点，情况看起来不是太理想，所以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在研究、分析，不少人充满了担心。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方面我一直是一个谨慎乐观态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但也感觉到，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深入分析原因，采取得力措施遏制住经济下行，保持经济稳中向前、稳中向好的势头。

这里要强调的是，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大家知道，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再翻一翻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应该保持6.5%的水平，统筹计算，未来两年应该在6.3%左右，如果降到6%甚至破6%的话，有可能影响到预期目标的圆满完成，这涉及到向全中国人民交待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不算是一个小事儿。第二个，我们说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财政税收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消费能力问题等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都可能因为速度的下降而凸显出来，影响到经济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天，必须把稳增长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对于“稳增长”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有合适的促进举措。面对着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长，我们要开出药方，但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像现在有些医院一样无论大病小病所有的仪器都一块儿上，所有的药都一块儿开，那样不仅治不好病还可能会加重病情。所以，我们要遏制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要搞清楚经济为什么会下行。许多人都看到了经济下行的现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因为什么原因下行，从有些人分析的原因看，也并不是很准确。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会持续下行呢?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五个原因：第一个，这一下降是与整个世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相一致的，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2008年起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起起伏伏，但总的说是萎靡不振的。本来在2017年情况有所好转，但特朗普发起了对许多国家的贸易战，搞单边主义、贸易霸凌，由此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打断了这个进程，致使2018年经济又出现了下行，今年的走势也很不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超过了30%，但本身的发展也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相比其它国家而言，我们下行的幅度是比较低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这是近些年我国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主动调节所产生的一种效果。2015年国家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概括的说，经济新常态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速度变化”，即从高速增长主动调节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优化”，要优化结构，推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动能转化”，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大力发展新动能。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国家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是“三去一降一补”，这个改革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所带来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我们所期望它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从原来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为在追求高速增长状态下难以提升质量。可以说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我们主动调节的结果，我认为它是今天我们速度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也与新形势下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变化有关。其一，由原来的主要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即主要是靠增加土地、劳动力、资金等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转向主要靠科技、管理、改革等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投资经营者怎样去适应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其二，在中美进行贸易战的过程中，美国人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断增加关税，导致很多的产品生产利润空间变窄，企业怎样适应贸易战的环境来投资经营也有一个等待观望或调整的过程。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其三，这些年国家围绕转变发展方式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包括金融整顿即控制金融风险、环境整顿即高标准的改善环境和生态的质量等等，这对于有关方面来说，也有一个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调整转变的问题。思考、调整、转变的过程在时间上也会形成一个等待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投资趋稳甚至是趋缓的过程。从政府的角度讲，这些年党风建设和反腐的力度明显增大，党风政风的整肃严密了我们工作方式、流程，也大大提高了操作的规范程度，违规操作就会被严厉追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官员就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做法。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用形式主义对待硬任务、用官僚主义对待软任务的情况。比如说脱贫攻坚是硬任务，那是需要完成的，所以有些官员就把房子用白灰刷一刷就变成了新房子了;有的用官僚主义对付软任务，软的任务不好考核，所以有些同志就在那里用开会落实任务，可以说是严肃的开会、认真的讲话，最后是平淡的工作、潦草的收场，用一整套官僚主义的手法来对付。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近几年的经济下行来说，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还不能低估。第四个，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一直强调不愿打贸易战，因为贸易战对双方都有不利影响，对世界也会有不利影响，但美国人要打，中国只能被动的应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变本加厉的一些行为既伤害了自身也伤害了我们。但直到今天为止中美贸易战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还不是实质性的，这里面有产业链条转移的问题，有成本上升的问题，但总的说是局部的、非关键环节的，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与贸易战开始前比，经济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下滑。贸易战的影响主要还是信心层面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投资经营者投不投、往哪里投，投资的领域是不是下一步征税的重点，对这些问题会认真考虑，这样就会产生犹豫、观望，从而出现等待的状况，现实投资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发展自然也会连带受到影响。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从收入分配状况看，现在总体上说都有钱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收入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影响到消费就是有钱的人不买东西、不消费，想消费的人又没有钱。现在有的学者说消费遇到了天花板，而这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的消费怎么遇到了天花板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2018年我国公民出境游的人次达到了一亿五千万，在国外消费的数额大体也是一亿五千万人民币，而用这些钱买的都是普通商品。这意味着，对一部分有消费需要的人来说，主要是受到了质量问题的困扰;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受到了收入水平不高的困扰。2011年我们确立了人均年收入2300元钱的贫困线标准，按照这个标准，2012年国家还有差不多一亿的贫困人口。这些年中央下很大力气搞脱贫攻坚，到2018年底还有1660万。刚才我说了这1660万人的收入是什么概念?是人均年收入2300元。你们在座的哪一位月收入只有2300元?我们这1660万人可是年均收入只有2300元啊!一边我们有家产数以亿计、千亿计的富人，另一边我们还有人均年收入只2300元的贫困人口，富人们也可能没有新的消费需求了，但你说普通人群、困难人群也没有消费需求了、消费遇到天花板了，我看这个说法肻定不成立。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就不再展开了。大体的说，是这样五个原因导致了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

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我们能认识到一点，尽管经济增长在下行，但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在总体上是可以把控的，如果针对性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就能遏制经济下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具有庞大市场的优势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拥有的特殊制度体体系没有发生变化，而有了这些基本条件遏制当前经济下行也就有了坚实基础，关键是要运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去应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激活这些有利条件，使它变成支撑当前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因素。大家要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有这些基本因素作支撑，并有合适的调控政策去推动和激发，中国经济坏不到哪去。尽管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大盘不会出问题，关键的在于我们现在需要采取适宜的措施，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来有针对性解决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对策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或者说来化解上面提到的导致经济下行的种种因素?我个人认为要采取三个方面的对策。方便大家记忆，我归纳为这样三句话。

第一句话，供给侧、需求侧并举。

一方面要优化供给侧改革。怎么优化?第一要适当调整一些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力度与节奏，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刚才我与大家谈到这些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是“三去一降一补”，面对着经济增长不断下行这么一个压力怎么来优化?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在过去重点去除低端产能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目前低端产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除清的基础上，现在可以把重点放在提升上了，即重点不再是去除，而在于提升，包括传统的钢铁煤炭产业等。同时继续把重点放在降成本上，并且要加大力度。现在很多企业赚不了钱，尤其是搞实体经济的企业赚不了钱，还是因为各方面的成本太高。成本太高、赚不了钱，就不愿去干了，宁可等、停，也不愿干事了，这样经济就难以发展了，所以要继续大力降成本，把它作为重点。此外，还要加强补短板，别看大家现在总体上说吃不愁穿不愁，但是我们面对的“短板”仍然很多，我们距离美好生活的要求还比较远。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第二要千方百计的提高产品的和服务的质量，一要技术创新，二要制度约束，三要精神激励。后一个方面在今天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忽视。要着力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特别是要努力塑造工匠精神。想想过去，工厂的老师傅们是做什么精什么，许多手工敲出来的产品十分精致、令人称奇。大家注意到现在世界上最值钱的表或者其它什么机械产品都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许多手工敲制的产品的精致程度比机器做的还要好，这就是工匠精神所致。这样的产品质量难道不受老百姓欢迎吗?我们现在缺工匠精神、缺信用或契约精神，忽视必要的精神激励。所以在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制度约束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同时，要强化精神激励。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思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诚实信用，所以关键在人、关键在精神、关键在诚信，有了这些东西，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不到哪儿去。第三要加大补短板的力度，补什么短板?要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总体还很薄弱，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比我们差的国家和地区。还有许多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基础设施，比如说长江经济带的沿江铁路等，这是涉及到国家全局发展的重大工程，需要加快建设。还有其它一些方面如通用航空设施建设，通用航空是非常重要的推动人流物流的基础设施，美国有两万多个机场，但大部分是通用机场;而中国只有不到三百个机场，且大部分不是通用机场，所以这方面的短板也要加快补齐。要补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对于我们来说缺的就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体制优势，舍得花资金、人力解决这个问题，用当年搞原子弹、氢弹，搞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那样的办法去搞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还要补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短板，在教育、养老、医疗、居住等方面，普通老百姓的需求还很大，要按照均等化和不断提升的要求增加供给。

另外一个方面要激活需求侧。就是要激活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第一要千方百计开拓多元化的外部市场。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不要紧，谈的拢最好，谈不拢只好积极应对。东方不亮西方亮，或者说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要积极拓展其它的外部市场，决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以为这一年这方面的工作就做的很不错。由于打贸易战，目前美国已下降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国了，现在第一是欧盟第二是东盟，但是我们的对外贸易还在增长，外资进入还在增长，这说明多元化市场的开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采取一些有力的手段来推进，不断扩大外部需求。第二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刚才谈到的补短板的很多方面也是扩大投资的内容，所以需求侧供给侧有时候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是供给侧，从那个角度看就是需求侧，它不是截然区分的。还有很多需要投资领域，比如村庄整治、中小城市建设，还有技术改造等。第三要努力提升消费水平。这需要多措并举，如改善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优化消费环境等等。要研究一下过去采取的一些限购措施。比如汽车限购在很多城市都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能否适当作些调整、酌情取消一些。总之这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叫做供给侧、需求侧并举。

第二句话，中央、地方联动。

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需要上下齐心。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指导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制定实施重大战略、及时有效开展宏观调控，着力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难题等。但我们要认识一个重要道理，就是国家的发展来自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没有各个省市区的发展哪来国家的发展?所以要把地方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怎么激发?核心是放手放权放心，支持地方开创性工作，同时坚持实施分类指导。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一刀切就一定会切出毛病来。上次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讲国家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我谈到了分类指导的重要性。假如家有五个孩子，聪明的父母就会按照五个孩子的特点来分类施教，能考大学考大学，能搞音乐搞音乐，能玩体育玩体育，最后五个孩子都能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而不聪明的父母就会全让他们去考大学，而且都奔着清华、北大去。最后也许有一两个真的考上了，但其他的就都废掉了。分类指导能够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把自身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所以发挥地方作用的最好方法就是实施分类指导。国家这些年来出台了不少体现分类指导的政策，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包括实现了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培育了一大批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解决了一系列突出问题等。可以说，分类指导是国家发展的秘笈，有了分类指导地区就有了活力和创造力。这是我要说的第二句话，就是中央、地方联动。

第三句话，官、产、学、研协力。

官、产、学、研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第一个要发挥“产”也就是投资经营者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活力，关键在于给他们提供一个优良的营商环境。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世界银行的年度评价报告给了良好的评价，中国在世界的排名不断上升，现在已位列第31名。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持续努力。我以为下一步重要的是把握好优化方向，特别是把握好这样三点：其一，重点不在于“松”而在于“公”。不是说放任不管就好，而是说管理对所有经济成分要一视同仁，对大小客户要平等对待;其二，重点不在于“少”而在于“准”。不是说管理清单上的项目越少越好，而是要管得准，该管的一个不能少，不该管的一个不能多，该管的没有管住就是缺位了，而不该管的你管了那就是越位了。其三，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不是说给优惠政策就好，把税费减到零就是最好的了，在优惠政策上做文章是难以做到底的，这方面是个“无底洞”，没有令人满意的那条底线。关键在于“信”，就是政策要稳定、透明、可预测、有公信力，能让人产生信任感。如果政策天天变，投资经营者就缺乏安全感了，也就不会有稳定的持续的投资了。所以关键在于信，政策、法规都要有公信力，要给人家信任感。做到了这点，投资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一定能激发出来，而经济也就上来了。第二个要激发“学”、“研”也就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活力。通过精神和物质双重激励，推动广大科研人员奋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人很聪明，科研人员又是聪明人中间聪明者，关键在于怎么样把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当年我们主要是靠精神激励，像钱学森这一批科学家就是凭着对国家的爱、对事业的责任心来攻克科技难关的。靠精神激励，他们创造了无数个新中国的“第一”。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讲的更多的是物质激励，但是精神激励不可少、不能丢，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我认为华为就做到了这一点，任正非就是有精神境界的企业家。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有一大批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站在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把我们踩在底下?还敢跟我们打贸易战?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围堵的实质还在于我们不够强大，而重要的是在核心关键技术创造方面不够强大。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发挥科研人员或者说科学家的作用。第三个，我们还要激发“官”的活力。要改革干部制度并完善风险约束机制，激发广大干部积极开拓、大胆开拓和有效作为。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于政府和市场两个轮子一块转。对于我们来说市场很重要，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但不要忘记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政府的作用是绝不可以缺少的。市场、政府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要说市场的作用，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市场作用发挥的比我们更充分，但是经济发展为什么没有我们快?关键在于我们多一个政府作用的轮子。政府这个轮子靠谁来推动?当然是我们各级的干部。把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使他们能够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效作为，那么经济不发展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了。激发广大干部的活力需要真正形成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还要给那些为国家发展奋力开拓者建立风险调控机制，保护他们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不至于因为为国家发展敢闯敢干出了错误而遭受惩罚。

我以为，如果上面谈到的三个方面能够共同发力、一体联动，那么下一步经济发展也就能够保持稳中向好、持续发展的势头。更具体一点说，如果这些措施跟上的话，明年经济增长保“6”甚至更好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具体说到你们，经济好了大家服务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服务的内容也就更丰富了，所以你们的事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紧密连在一起，反过来你们的工作又推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准确了解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后，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向前发展和遏制经济下行出一把力，做出一份自已的贡献。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