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院名誉院长范恒山教授在接受专访或应邀出席高层论坛时，就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接受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专访，提出“抓住机遇，把武汉推向历史新高度全球新高地”;出席第21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指出“从七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出席“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四次专题研讨会，表示“大力促进东西互动合作”。

抓住机遇，把武汉推向历史新高度全球新高地

(接受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专访)

范恒山教授表示，武汉要实现“两高”(“历史新高度”“全球新高地”)，要做到格高一等、棋高一招、技高一筹。

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中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和比较优势。中部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和许多其他重要指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还存在一体化程度不高、开放性不足、空间统筹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只要坚持努力，中部地区实现全面崛起有基础、有条件。“中部省市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过去，我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有的涉及中部，有的是专门为中部打造的，含金量很高，为先行先试提供了空间。我们要用足、用活、延伸、拓展，使之成为地区经济的强力支撑。”范恒山表示，中部地区要提升自身比较优势，比如科教优势，推动产业现代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并构建利益平衡机制，体现产业附加值。范恒山表示，“武汉是中部惟一的特大城市，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和中部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武汉要抓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机遇，紧扣总书记提出的‘历史三问’，以超常的思维、超常的举措，实现超常发展，走向历史新高度、全球新高地。”

比照世界最高水准推动发展，塑造武汉城市新形象。“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应当重新审视已有的基础。”他认为，要放在世界最高水准的比照下，放在外部激烈竞争的倒逼状态下，放在广大市民的严格挑剔氛围下，来谋划城市发展。“武汉要保持清醒，增强忧患意识，常思不进则退，力争再上层楼。”范恒山认为，外界的激烈竞争，市民的挑剔批评，对城市发展是好事。“竞争能比出薄弱处，比出危机感，比出工作的紧迫性。要做到‘格高一等’，我们就要用放大镜来审视不足。”“上海很精致、很小资，深圳很现代、很时尚，成都很休闲、很温馨，长沙很娱乐、很文化，北京很大气、很厚重。新时代，武汉必须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并借此推动资源配置，重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他特别强调，武汉应形成新的地标。“武汉的地标，原来就2个。古代的就是黄鹤楼，现代的是长江大桥。现在，武汉长江大桥已经不能称为地标了，因为在长江之上已有很多座大桥。我们应该有新的地标，像上海的陆家嘴一样。”

产业发展要突出重点，攻其一点，攻得深、攻得精。“武汉可以发展智能制造，可以发展光电产业，可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也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但是，一定要发挥比较优势，把某几个方面做强做优，做成国际领先、世界一流。”范恒山认为，武汉是一个特大城市，需要比较全面地发展产业，但仍然要突出重点，突出优势产业，抢占制高点。范恒山建议，要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抓几个有竞争力、有发展能量，有广阔前景的产业，攻其一点，攻得深、攻得精，特别是要攻克尖端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除了产业优势，武汉还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打造“两航”(航空、航运)为主要支撑的交通枢纽。“郑州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起来?一个重点，就是郑州航空港经济区战略。武汉也应发挥好自身优势。”他认为，武汉处于长江脊梁地带，和南北交汇之地，发展“两航”有天然的基础，要充分利用这一基础，打造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他说，武汉要千方百计推动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和多种经济形态组合发展，发展多层经济、空白带经济，结合部经济、早中晚经济、空中和地下经济，等等。

城市管理应更加精致精细，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突出位置。“我在武汉读大学时，武汉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粗糙。而今天，武汉就变得温柔起来，开始含情脉脉。这次军运会，把武汉整得非常干净，但是还不够。”他认为，武汉在城市管理上还应更加精致、精细。“现在各个地方竞争比什么?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因素，就是比营商环境。它是资源的来源，投资的来源，创新力量的来源。”范恒山认为，武汉一定要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突出重要位置。营商环境建设，要把握好三句话：重点不在于松，而在于公;不在于少，而在于准;不在于惠，而在于信。优化营商环境，不是管得越“松”越好，而是越“公”越好。要有公信力，要公平公正公开，使大家有信任感，该管的必须管，该严管的，要严管。管理清单也不是越少越好、越短越好，而是越准越好。政策不是越优惠越好，而是可信度越高越好，要稳定性强、透明度高，“一个城市有没有实力，能不能成为新一线城市，有三个指标：一是名牌数量;二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水平;三是流动人口的数量。从这三个指标侧面考核一个城市，就能真正判断这个城市是否充满活力、创造力、竞争力。”范恒山认为，国家中心城市可不是随便定的，武汉一定要打好“国家中心城市”这张牌。

从七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第21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范恒山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调动和激发经济潜能、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区域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缩小不合理的地区差异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区域政策及区域发展，应当承担起推进经济平稳向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使命。”他说。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范恒山提出了七方面建议。

第一，适当细化区域政策的空间单元。他认为，“四大板块”的提出，是实施分类指导区域政策的一个突破。但是四大板块的空间范围仍然很大，各个省、区、直辖市的情况差别很大，下一步应更加注重区域政策的针对性，立足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进一步细化区域政策指导的空间单元。

第二，着力实施分类型指导。现在地区情况分化严重，许多地区虽然分属不同的区域板块，却基本属于同一类型，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需要根据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政策。

第三，加强欠发达地区的战略支撑。战略对于一个地区推动的作用非常之大，需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支撑。

第四，大力推进城乡融合。他建议，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步伐，为农村土地整合、发展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同时，他认为，解决农村问题必须依靠城市的力量，城市的先进动能、先进方式、先进技术要进入农村。并且，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机会要平等、公共权利要平等、生产资料和要素的交换要平等。

第五，实施高水平的脱贫工程。2020年以后，要结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更多的人群推向中等收入水平。

第六，大力推进地区的开放合作。他建议，通过一体联动实现优势互补，避免不良竞争，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效率的配置。

第七，强化区域发展的数字化的支撑。数字技术、数字经济能够使各地区超越地理环境、历史基础重构经济体系、拓展经济能量。要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据的搜集、储存、运用，使其成为推动区域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促进东西互动合作

(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四次专题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是“长三角一体化与东西互动”，我结合这一主题谈四个观点，准确的说是提四条建议。

第一，推动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共办改革开放试验区。通过这一举措，促进重大改革开放试验在不同区域进行同步探索，以便全面测试风险，探索多种实现路径，同时促进相对落后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例如，长三角地区的有关省份可以选择西部合适的省份开办自贸区分片区。这也是一种创新。再具体一点说，上海市能否与西部尚未有开展自贸区试点的省份合作设立一个分片区，与目前中央批准的一些西部省份开办的自贸区并行开展探索试验?

第二，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数字化技术体系。数字化技术降低了各地区对自然历史基础的依赖，能够帮助它们超越地理区位和发展基础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这为落后地区在新经济发展方面做到与先进地区并跑，甚至超越先进地区而领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也有利于落后地区摆脱空间限制，在更大范围利用和配置资源，强化地区比较优势，并将地区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和超前优势。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开放包容优质的数字经济体系，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至关重要。所以，处于经济发展高地的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东部地区，无论是从优化资源配置空间角度考量，还是从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角度考量，都应该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建立数字化技术体系。也就是说这样做不仅是对西部地区有好处，对东部地区包括长三角地区也有好处。一些学者认为，胡焕庸线在数字经济支撑下出现了突破，依靠数字技术，欠发达地区不需要通过人力资源的空间位移就可以实现发展的目的，也能够共享发达地区发展的成果。

第三，加强长三角城市群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城市群的联动。通过联动，推动西部地区城市群的质量提升和特色彰显。一方面，以产业转移承接为纽带与抓手，促进各自城市功能整合和比较优势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适宜的机制，由易到难推动各圈带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间有关重要领域的制度衔接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共享。由重点城市、发展较好的城市来带动一般城市的发展，从而跨越地理空间，提升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第四，在强化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战略指导的基础上实现东西战略互动。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东部地区应将西部地区作为高质量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域战略的重要支撑和依托腹地;另一方面，鉴于目前西部地区国家区域战略支撑相对薄弱的状况，西部地区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和整个东部地区的沟通交流，运用相关机制与平台，将涉及东部或长三角地区的重大战略思路、战略任务自觉地移植过来，借用或运用到自身的发展之中，并依此来倒逼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