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名誉院长范恒山教授在2019年12月13日“第二届中国智慧社会大会暨2019首届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的摘要)

区域兴则国家兴。过去二十多年来，是区域经济迅猛发展、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它所带来的是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向好发展。而这个良好局面的取得，主要来自于国家区域战略的强力推动。

区域战略的卓越能量在于，一方面着眼于解决不合理的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立足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明确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开始，区域战略实施的力度不断增强。上世纪九十年代未期至2006年，分别提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形成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构架;从2006年起，着眼于深化细化实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陆续出台了一批区域政策文件和战略规划，藉此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区和战略功能平台;党的十八大以后，区域战略谋划实施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接连推出，区域政策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践有力的证明，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必须积极谋划、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然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把握新机遇，运用新要素。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我们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势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并快速走向深入，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依此形成的数字经济，将改变传统的时空界限，开启并推动时代转型，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再造、经济结构重组和生产方式转型，同样数字技术可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开辟新时代、呈现新格局。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来区域经济的精彩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精彩主要得益于区域战略的有力推动的话，那么，数字技术的“加持”将进一步塑造区域发展新的辉煌。我们要牢固树立这个认识、切实把握这个机遇，积极推动这种结合。

那么，数字技术给区域发展会带来一些怎样的益处，进而推动区域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格局?综合考量，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降低了区域对自然历史条件的依赖，能够超越区域现实发展基础和地理区位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这为落后地区在构筑新经济新动能方面实现与先进地区同步发展，甚至领先发展提供了机会。过去的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牵制于自然区位和历史基础，处于偏远、贫瘠和艰险状态的地区，资源短缺的地区，其经济体系必然传统狭窄、经济发展也必然缓慢低下。而数字技术的兴起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数字技术可以跨地区利用要素、配置资源，可以通过移植、合作、创新等手段形成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一个地区摆脱既有经济基础的制约，实现新经济体系的快速构建。从一定程度上说，贵州近些年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良好例证。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贵州发展长时期处于缓慢状态，是典型的落后地区。这些年，贵州通过“引京入黔”、“引智入黔”等手段，引进大批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依此推动了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经济、新动能迅速培育成长;通过大数据等与实体经济、民生、社会治理等的融合，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2012年起，贵州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人均GDP在全国31个省份的位次也不断前移，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贵州速度”，贵州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贵州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加速发展的经验值得经济落后地区认真借鉴，它生动的展现了数字技术促进地区跨越发展的道理与事实。

第二，与此相联，数字技术建立了跨越时空的经济发展新平台，而这一平台具有的开放性、公平性、共享性等特征，有利于各地区自主、平等的利用外部有利环境和发展机遇，也有利于地区间突破地理区位局限和传统经济构架约束等深化区际合作，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胡焕庸线”显示，我国以黑河—腾冲划线的东南地区，约4成国土居住了96%的人口，而线的西北地区则人口极少，约占4%。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精算，线东南国土面积为43.8%，人口占94.1%，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对比的状况长时间未能得到改变。对于区域发展来说，这意味着沿线两边的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环境下，“胡焕庸线”所展示的情况则有可能得到改观。一方面，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条件下，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明显下降，凭借良好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西北地区可以比肩东南地区发展附加值高的新经济、新业态，也可以使其它地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打破了类如“马太效应”等形成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城乡融合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利益补偿机制等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举措的跟进，区域发展的基础将发生积极变化，而数字技术与这些制度、政策的融合，将使它们体现倍加的效果，从而也将更大程度的减少区位环境和历史基础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带动人口集聚。

第三，数字技术创造了全方位、精准化的资料体系，有利于各地区突破自身局限性，在尽可能宽广的视域里全面把握当前运行状态和未来增长潜能，实现发展条件与发展要求的平衡合理衔接，从而科学确定加快地区发展的阶段目标和操作路径。数字技术突破了主客观条件形成的封闭环境，能够使信息掌握更加全面具体。而基于比较完整的信息分析基础上的政策设计将更加科学务实，不仅能在全局上实现统筹兼顾和整体协调，而且能在各相关领域做到谋划得当、操作有力，使工作目标设计更加合理、路径选择更加务实、实施措施更加有效。数字技术还能帮助区域领导管理者及时合理决策，既避免妄自菲薄、畏葸不前，又防止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在最适宜模式下推动地区加快发展。

第四，数字技术提供了跨区域利用资源要素的条件，有利于各地区在全信息环境和融合发展模式下，最大范围的利用资源和最有效的配置资源，从而进一步强化地区比较优势，并将这种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和超前优势。一个主要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许多地区摆脱资源短缺的约束，运用有效手段千方百计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无中生有、以小成大，构建了一个个规模庞大、特色鲜明的商品集散地和产业集群。数字技术将使这种运作更加灵便、更具效率。数字技术能把世界各种资源联为一体，以更全面、更精准、更及时的状态呈现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数字技术比任何在相关主体间其它手段更有效率的廓清市场供求，从而为资源要素的合理快速对接提供了条件。而这些都有利于相关地区借力外部资源要素，培育地区专业市场、不断拓展经济比较优势。

综上，关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些重要认识：其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变区域经济格局并促进地区智慧化转型。其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地区跨越式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其三，未来区域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了取决于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动能和有力支撑。当前特别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力度：一是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先进、融合、开放、绿色的数字功能运行系统。二是大力推动全区域各行业、各要素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通过融合发展形成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三是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与机制，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