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我院名誉院长范恒山教授就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发展，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疫情的上半场，经济的下半场。在中国国内疫情暂时得到遏制的当下，此前被按下暂停键的中国经济正在社会各界的复工复产活动中重开引擎。盘点现况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多大冲击?展望后期中国经济又如何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外部环境中突出重围?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经济学家范恒山。在范恒山看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应估计得过分严重;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等既定目标可以实现;应抓住时机堵缺口、补短板、建体系，同时避免走粗放发展的老路，防止新一轮的发展重新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他认为，对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应当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国是直通车：您如何评价目前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范恒山：我以为，应当辩证看待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简单唱衰。基于如下认识，可以对今年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首先必须承认，疫情必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而且根据疫情演进与防治特点，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会体现得比较明显。事实表明，近两月来，餐饮、酒店、旅游、购物、娱乐等产业均受到了较大冲击，制造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产业发展的连带关系和疫情管理的联动效应，不仅三产、而且一产和二产，不仅消费、而且投资和外贸都会受到影响。可以预期，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会明显低于原来预期，也会低于近些年的同期增长。

但综合考量，我认为，无须把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更不能认为灾情影响不可克服，经济会因此雪上加霜、走向衰退。我赞成一些学者的判断，疫情出现不会根本性改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但我还要强调一句，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损害是可以弥补的，只要措施得当，特别是能够全面落实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各项任务，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等既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增长也能保持一个较好的水平。

具体而言，基于这么11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疫情发生在不是重要生产季的第一季度，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在时间上为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回旋余地。由于春节等因素，一季度占全年经济增长的权重往往比较小，主要国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后三季度，除非特殊情况，一季度的损失是可以在后三季度得到弥补或消化的。

第二、疫情虽然对一季度消费造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并非是全面彻底的。例如，社会聚集型消费如集中看电影、到商场购物等中止或减少了，但家庭型消费仍然存在，刚性消费不会减少，特殊消费还会增加。例如，除了春节前提前囤积年货外，疫情期间必要的生活消费并没有减少，而口罩、消毒用品、洗涤用品等的消费会大于平时。

第三、一些被抑制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疫情过后必然会出现反弹，而这种反弹甚至可能会形成倍加效应。这一是因为一些惯常需求因疫情影响被延后而不是被消灭了，另一是由人的心理因素等形成的消费激发效应。如国内外旅游、非食品性购物等。这一点从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历中反映得比较明显。

第四、在许多方面，疫情的发生并没有造成生产生活的停止，而只是改变了其运行的方式，如线上、网上销售代替了实体门店销售;因为抗疫，又倒逼或催生出许多新的经济运行形态和模式。

第五、这次疫情使全国都受到了影响，但并非全国都面临着同样的灾难。疫情分为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中央依此提出了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这意味着面对着当前的疫情，生产活动可以分区分级推进，经一个多月来的实践也正是如此。可以说，疫情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全面停摆。

第六、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特殊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使得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之间的转换极为迅速，近乎于“无缝”对接，这大大减少了经济的损失。这次在疫情仍然较为严重的时候，国家就对战“疫”与生产恢复有机结合做了部署。从现实看，绝大部分企业已进入复工模式。

第七、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产业体系，中国具有不同一般国家的资源要素整合能力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使得在“抗疫”这一特殊环境下规模经济支托效应、产业集群的配套效应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市场快速整合、资源高效配置、成本明显降低，最终促进经济加快发展。

第八、经济运行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对影响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是有预估的，或者说是把各种风险的发生作为估计经济运行的一个必然参数来把握的。这种风险可能是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也可能是其他突发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病毒疫情这类风险是在预估之中的。反过来说，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可能随时出现。例如，前两年打得异常激烈的中美贸易战在目前则趋于缓和。结合起来看，新的有利因素产生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新出现风险带来的消极影响的。

第九、整体而言，今年提出的硬性发展任务不会因为疫情出现而流产，比如打三大攻坚战、推进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只要这些硬性任务能够落实，中国经济因为疫情遭受的损失就能够弥补回来，经济运行也就不会出大的问题。

第十、疫情出现能够强化国家产业或领域补短板的速度和力度，预计疫情防控、卫生检疫、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将因为疫情出现而得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一些未来的投资消费会变成今年的投资消费，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别样“寅吃卯粮”。

第十一、中国人民具有的同甘共苦、同仇敌忾的奋斗精神在灾难面前往往表现得更加突出，直接衍化成做好工作、实现目标的决心和信心。应对疫情、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信心比黄金还重要，中国人民的这种信心在今年疫情发生的特殊环境下会起到特殊作用。事实上，社会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上充满信心，持悲观看法的并不多。

国是直通车：眼下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这意味着未来即便中国经济重启，外需压力很大，怎样看待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范恒山：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外部环境确定性越高、协调性越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就越好，也就越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当然期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并致力于去促进它的实现。所以这些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国际间合作、促进全球化进程。但同时也应认识到：

第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内需推动的，且近年来内需占经济增长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其中有外部不利因素倒逼的结果。我们当然要尽可能拓展外部市场、挖掘外部资源，但如果外部形势的确不可控制，中国经济仍然有回旋空间。说到底，最终托底中国经济的还是内需。我们有这个潜力，一定要充分用好内部市场，深度挖掘内部需求，进一步强化内需对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向前发展的支撑作用。

第二、为了抓好内需，除了要巩固提升现有的各方面消费需求外，还要加快补齐产业短板，增加新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特别要围绕建立以新型科技做支撑的新的产业和经济体系来补短板，使得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更广阔、更通畅、更具活力。我以为目前在操作上要特别着眼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提升水平， 解决高端化不足的问题;二是加强畅通，提升产业的衔接配套能力。

同时应该认识到，立足于挖掘内需潜力并不等于封闭自我，还应采取积极举措大力拓展外部市场，实现多元化发展。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各种平台、各种机制深化国外交流合作，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年一至二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9.6%，其中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都有明显下降，但对东盟、“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则处于增长状态;另外，中美贸易战开始的近两年，美国已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跌至第三位，但中国整体的外贸形势却仍然较好，东盟和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上升到了第一二位，这都是这几年开拓多元化外部市场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加大工作力度。

国是直通车：疫情使一些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请问目前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的整体情况如何？政府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范恒山：由于回旋资金短缺、刚性支出较多，应对能力不足等因素，中小企业在疫情面前无疑是最为脆弱的。

应该明白，中小企业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主体，在很多情况下发挥了拾遗补缺、雪中送炭和出奇制胜的功能，而且是安排就业的主体。所以救中小企业不仅是救经济，还是救就业。疫情形势下国家特别强调要稳住就业，稳住就业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在眼前对中小企业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采取特殊的措施，帮助它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一是切实减轻负担。如适当的减免房租、降低税收以及社保负担、对其银行贷款给予贴息或延迟付息，对有一些业务活动还可以给予直接补贴，如员工培训、电子网络建设等。二是努力优化环境。如基于疫情形势合理处理劳企关系和契约合同等。三是强化公共服务。如帮助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防疫体系、在线服务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国是直通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基建”概念大热。高层对囊括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您如何看待立足于科技端的“新基建”项目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地位？

范恒山：我认为新老基建都十分重要，并且新老基建的建设很难截然分离。

第一、建设“老基建”仍然有很大潜力。就区域协调发展和提升发展水平而言，“铁公机”等老基建欠账仍然很多，以机场为例，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机场仍然很少，尤其是承载多种功能的通用机场非常短缺，补齐这块短板所形成的发展能量十分巨大，并不低于新基建的水平。

第二，“老基建”建设同样需要高科技作支撑。新基建的特点是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的结合，当前形势下老基建并不是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它是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

对正在和即将建设的老基建来说，都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充分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基础设施的一种融合。而某些新基建其实就是发展中的老基建的技术支撑，脱离了老基建这个载体，有些新基建就难以立业建功。

第三、新老基建的建设要同举并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基建的发展，因为新基建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而且涉及到抢占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而后者又关系到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治理体系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新基建方面，能够加大投入的应加大投入，能够先行的要努力先行。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以先进科技作支撑的老基建建设。新老基建的建设应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协调发展。

第四，“新基建”的建设应市场和政相结合。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只有把这种优势结合起来，才能走得快、走得好。所以一定要坚持双轮驱动。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应充分依靠市场，但完全依靠市场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市场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样会使投资巨大、效益回收周期长的新基建项目难以尽快提到建设层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有可能贻误战机;二是市场整合资源集中攻坚的能力相对薄弱，且一般企业很少具有像华为公司那样的长远意识和战略眼光，因为达到这样也是需要条件的。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都具有特殊的优势。因此，推进新基建建设一定要坚持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两股力量都要发挥好。

国是直通车：疫情后，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新一轮的发展会不会重新导致产能过剩呢？

范恒山：2015年国家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新常态的特点或任务可以归纳为三个词，即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围绕落实这三个任务，中央又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路径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通过这些年的艰苦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就去产能而言，我认为去除比较落后的过剩的产能方面基本是到位了。现在应该要以“去”为主转为向以提升为主。

加快经济发展是疫情过后我们面对的首要任务。为了避免新一轮的发展重新导致已去除落后产能的恢复，从而出现新的过剩状态，我认为要把握好两点：

第一、疫情消除后的促进经济增长一定不能病急乱投医。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让已经花了很大气力去掉的落后产能重新恢复。例如在很长时间里，房地产业事实上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房地产业也的确有利于加快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方方面面都很看重。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我们重新定位房地产业，要求“房住不炒”。由于坚持了这个定位，这几年来既防止了经济泡沫化，又实现了房地产业稳中有进发展。如果为了弥补疫情损失，提高经济增速，又走回头路放任发展房地产，那就等于把这些年工作的成果拱手相让了。一定要杜绝把不符合现代产业发展方向或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产能恢复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做法。

第二、要抓住机会补短板。这个问题前面已涉及到了。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问题，短板不少，换个角度看这就是经济潜力和发展能量。特别重要的是除了补足基础设施的短板外，还要重点补足两个方面的短板：一是地区发展的短板。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地区依然贫困，即便是今年把剩余的551万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全部脱贫，那些已脱贫的地区离实现富裕的目标还很远，需要用新的标准、新的措施推动这些地区的人民走向富裕。二是要补足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短板。这次疫情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不仅在整个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上存在突出问题，就公共卫生服务、疫情防控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因此必须正视存在的不足，基于高标准统筹谋划，硬件软件一块建设，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治能力。

国是直通车：目前中国疫情形势有所缓解，社会各界复工复产正有序开展。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您认为中国如何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找到平衡点？

范恒山：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要把握好如下几点：

第一，疫情还没有真正解除，而且正在世界流行，外部输入风险加大，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让付出的巨大努力功亏一篑。目前仍然要保持相应级别的防护措施，做好必要的确保安全的防护。

第二，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防疫工作。其一，目前疫情已基本得到遏制，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方面来，但警惕重点仍然要放在疫情把握上。其二，不能松懈必要的防护措施，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继续采取相应等级的措施防范疫情。其三，一旦发生新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实际上通过这次带有悲剧性的实践，我们已经有一整套的从低到高的应急处置措施，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切实把它们利用好。

国是直通车：您提及对中国经济应持 “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谨慎点”在哪些领域？

范恒山：在经济形势观察分析方面我属于“谨慎乐观”派，因为我觉得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少不利的因素，一定要充分认识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风险和潜藏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不能盲目乐观。具体说，“谨慎点”主要有三：

第一，无论国内国外，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不可控制的、难以准确预测和完美无缺应对的一些因素，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眼下疫情在世界流行，而这必然会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发展，当然也会影响到我国今年的经济发展。

第二，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运作手段等都有不利于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些因素，比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这不仅会导致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难以扎实实施，不仅会造成劳民伤财，而且会影响和扼杀社会的活力和市场的创造力。

第三，中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存在着一些能力瓶颈和薄弱环节。产业门类虽然健全，但高端化明显不够;经济体系虽然完整，但科技含量以及现代要素体现得不够充分;人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创新能力仍不够强，关键核心技术还比较短缺，如此等等都会给我们稳定经济运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挑战。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化解不利因素，克服瓶颈制约，努力实现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