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我院张司飞副教授在《决策杂志》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封城’7日，一位武汉大学教师的真实记录”。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1月23日，武汉“封城”，到1月30日，已整整7天了。

“封城”之前以及7天来，做为一名武汉人，我直击和记录了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下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出于科研工作严谨的习惯，我只记录我真实的所见所闻，以下文字均来自我的一手资料。

我校教职工从1月15日开始放寒假，学生们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回家准备过年了。因为家中有两岁的小孩，所以对于孩子的健康较为关注。之前只是听说流感等流行病挺严重，很多幼儿园早早就放假了，加上我的小孩还不到入园的年纪，因此没有过多上心，只是做些日常的防护。

寒假又逢年前，各种聚会和活动比较多，直到1月17日我还参加了篮球俱乐部的球赛，算是年前的收官。

1月18日，家人早早吃了年饭，期间也谈到了流行病的问题，但是没有更多信息。到了1月19日，突然发现事态开始严重，于是赶紧囤积口罩和消毒液，同时取消了所有的聚会和活动。

接下来几天，就是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真真假假，家人和朋友一边忙于讨论一边忙于辟谣。路上的行人从不带口罩到人人自危，附近药店的口罩供不应求，连超市的消毒水都卖完了，一时“洛阳纸贵”。

这段时间的生活基本就是“宅”在家中，迫不得已出门时也是口罩必戴，回来必消毒。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都自觉进入这个节奏。

与此同时，学校的防控工作相继展开。1月22日，我们收到了学校正式的防控工作通知。工作方案中对组织领导、宣传预防、医疗救治、密切接触者管理、综合环境卫生管理等都做了具体的部署。

之后，一系列工作方案陆续出台，并取消了学生原定的开学时间。我一方面每日上报个人身体情况，另一方面，也与我的学生保持联系，了解动向。

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突然开始“封城”，市民的紧张情绪再次升级。我家里有私家车，而且也准备安稳留守武汉，倒无大碍。听说部分医务人员上班受到影响，虽然后续官方也有出台相应解决办法，但是短时间内无法缓解。

很快，看到一些市民自发组织起了爱心车队，分区域帮助医务人员解决出行难问题。此外，我的一些朋友正在外地旅游，拖家带口，“封城”导致无法回汉，即使找酒店过渡，也因为是武汉人对方不予接待，外省有的地方甚至看到鄂A车牌就会报警，心理上备受打击。

武汉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我的学生都不是武汉人，其中不少表示回家后都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好在各种权威媒体陆续发声尽力消除隔阂，外省一些地方也相继出台了针对湖北旅客的管理办法，希望矛盾能有所缓解。

由于疫情来势凶猛，武汉各大医院普遍存在防治物资紧缺的问题，一线告急，于是我看到身边的社会力量纷纷慷慨解囊、倾力相助。

我校设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基金，截至2020年1月26日24：00，共接受捐赠65047笔，人民币银行账户及微信账户捐款总额超过1900万元。校友企业、校企和各地校友会也纷纷捐款捐物，数额远远超过基金规模。

我所在的珞珈勇士篮球俱乐部会员有校教职工、有校友、也有纯粹热爱篮球的社会人士，无论何种背景，大家主动募捐，联系物资，截至日前已将约40万物资发放到我校直属医院和其他医院一线。

当市民的生活和防治物资短缺时，我身边的朋友、邻居相互分享和帮助。我的学生即使身在外地，也在积极贡献力量。

疫情猛于虎。虽然每个人颇感压力，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众志成城的决心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肆虐，此前短暂的慌乱正逐步被有条不紊代替。

此时，“封城”之中的我无法做出更多的评判，也无法提出中肯的建议。但是，如果这次上层的应急方案能更早出台，相应的防控准备定会更加充分。

武汉，千万级人口，九省通衢，工业基础完备，智力资源丰富，正努力跻身中国新一线城市，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肩负长江经济带大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之重任。未来全球化的竞争必将是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武汉新一线城市的地位不应该仅仅体现在人口和房价上，更应该体现在名副其实的城市管理水平上。

新型冠状病毒残酷暴虐，但它却像一块试金石，揭示出了重要的信息：武汉发展潜力巨大，但仍有许多亟待进步的地方。

上层的统筹是纲，民众的热情是根，新的技术是助推器，纲举而目张。

我们不再是2003年面对SARS时的我们，我始终坚信我们终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