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首届“新时代新一线新赛道”武汉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著名经济学家、我院名誉院长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中部崛起与武汉发展》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下)。

很高兴参加武汉在北京举办的这样一个重要论坛。因为是家乡人，而且我在武汉大学学习多年，受惠于武汉;这些年与武汉的工作联系也不少，对武汉很有感情，所以我推掉了已经定下来要参加的其它会议，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今天演讲的题目，也是武汉市同志给我指定的。好在我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工作，对这个话题并不是太陌生，因此我很愿意就这个题目谈一些自已的想法与感受，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6年中央决定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13年来，中部地区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推动下奋发努力，实现了中部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这一发展以当时中央提出的建设“三基地一枢纽”为主要抓手而展开，到今天，无论是“三基地一枢纽”建设本身，还是它所带动的其它方面的工作，都呈现出十分靓丽的景象。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召开促进中部崛起座谈会时，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作为一个在国家中部办工作过的人员，我认为这句话非常符合实际。想当年，中部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出以后的2008年，中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超过了东部。而最近这两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又跃居为全国第一，超过了近十年来一直保持增长第一的西部。其它经济指标，包括区域占比、结构调整、人民生活等也发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变化。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也要居安思危、乐不忘忧。在强调“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的同时，习近平同志也对中部地区发出了“三问”。这“三问”问到了关键，问到了实质，是我们需要用卓越的努力去回答或者用优秀的文辞去撰写的一篇大文章。中部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深入分析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各地区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不仅省际间的差距明显，省域内差距也很突出。再比如中部地区产业整体仍不够优强，科技含量不高，前端性的份量不重，缺乏有竞争力的世界知名品牌。还比如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虽然略高于西部，但远不及东部甚至东北。另外，中部地区的困难地区面比较大，存在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贫困地区，有些省的贫困人口比重在全国居前三位。即便是到2020年按目前标准的贫困人口完全消除了，那仍然也只是体现着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范围较广的困难地区仍然是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关键制约。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如市场化程度不高、体制机制创新活力不强等，应该说存在着不少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中部地区发展相对薄弱的一面仍然比较突出。

不仅仅是存在着这样一些明显的问题，深入观察一下，中部地区进一步崛起还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一些主观因素，更来自一些客观制约，因此要化解这些挑战并不容易。在这里，我只讲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一体化的挑战

大家知道，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中央高度重视区域一体化发展，前不久刚刚批准了长三角区域推进一体化试验，在其它许多重大战略规划中也对一体化发展作了部署。中部地区当前一体化发展程度不高，而下一步推进一体化又面临着不少障碍。这种障碍既来自于各个地区的利益驱动，也来自于区域间自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状况等的约束。比如从地理环境看，中部地区板块单元整体黏合度不高，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据此认为中部地区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但与其它区域板块，则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联，这就形成了中部一些省份就近融合、“东张西望”的现象。比如湖南和江西向南、山西向北、安徽向东，河南则是多向发展，唯有湖北一家有些无奈的也是忠心耿耿的坚守着中部。夸张一点的说，中部就是湖北，湖北就是中部。地理结构上导致了“东张西望”的现实，也使得中部地区聚集发展的动力不够强劲。从产业结构上看，中部地区则呈现出差异性小而同构性高的状态。比如中部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六个省中有五个省是粮食主产区，产业的同构导致了竞争的加强和协同发展欲望的减弱，从而使一体化发展面临困难。

第二个是开放性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湖北以及武汉的地理区位可谓得天独厚，特别是武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在资源配置有计划进行的状况下，处于中部的中心位置，总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即所谓“雨过地皮湿”。应该说，地理区位优势给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武汉带来的红利非常明显。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然。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沿海地区更有优势。不靠海、不靠边的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武汉开放发展面临困难，中心地带就变成了开放凹地。虽然6300公里的长江也是一个开放大通道 ，并且贯穿武汉，但是它涉及到东中西三个地带，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现实需求差别很大，所以相互间开放面临着很多阻隔。从产业层次看，中部比东部低一点，但也低不了多少;比西部高一点，但也高不了太多，中部的产业水平可谓是高不成低不就：承接东部自已不一定愿意，转移西部还不一定有人要。这就导致了“蛙跳效应”，东部的产业越过中部直接转移到西部去了。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中部和东、西部的紧密合作，也导致了中部开放程度明显不足。从理论上说，湖北应该是开放程度很高的，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并非如此。就进出口贸易而言，在中部地区较长时间处于最高水平的是安徽。但即使如此，安徽在国家的占比也是很小的，其开放程度也并不高深。

第三个是空间统筹的挑战

从全局考虑且基于区域条件，国家把中部地区六个省份中的五个确定为了粮食主产区，比如河南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产量超过1300亿斤，湖北占比也较高。让中国人的饭碗中装中国粮食，中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粮食附加值低，仅仅凭借粮食生产，中部地区难以实现跨越发展和最终崛起。而中部地区又不可以随意把耕地转为工业基地。如何使中部地区既忠实履行国家战略使命，又有效摆脱农产品附加值低的困境，实现快速崛起，就面临着空间统筹上的挑战。

当然，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也拥有良好的基础和比较优势，一方面中部地区原有的优势在继续扩展，这包括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基础良好、创新资源丰富等，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新的优势和机遇正在加快形成。中部地区是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中部地区的新产业、新动能发展也比较快，一部分贫困地区转型跨越成效明显，等等。以江西为例，过去一些年的发展常常落在后面，大体上是中部的第五、六名，如今则跃升为全国的第五、六名，而今年上半年更是位居全国经济增长的第四名。江西发展势头好，战略平台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新经济、新动能的快速发展也是重要因素。不光是江西，整个中部都呈现出传统比较优势和新增优势并行发展的状态。所以我们既要正视问题和挑战，又要把握好优势和机遇。只要持续奋斗，就一定能实现中部地区崛起。

习近平同志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基于“三问”提出了8个方面的工作要求，中部各地区应当认真落实好这些要求。在具体路径上，我认为要把握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借力国家重大战略。过去一些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有的牵涉到中部，有的直接为中部量身打造，也有的是为中部有关省和地区专门制定的，其“含金量”都很高，有项目、资金的“含金量”，有财政税收的“含金量”，更大的“含金量”则是给了“先行先试”的空间。所以应该把这些战略利好用足、用活，并进一步延伸拓展，使之成为促进地区跨越发展和快速崛起的强有力支撑。

第二，要提升自身比较优势。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优势需要挖掘和运用，否则就不成其为优势。比如科教优势，把有关省份的教育资源加起来，中部地区无疑是全国最为丰富和充足的。但关键在于，我们要把这种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使之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国内领先优势，并把它进一步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从中部实际出发，这种优势转换要紧扣两个方面：一是紧扣产业的融合，即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通过融合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互带动和协调发展。二是紧扣“三基地一枢纽”建设，要运用现代科技工具和创新资源，全面提升建设水平。

第三，要构建利益平衡机制。这一点在中部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克服空间统筹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关键举措。我们谈到中部发展必须符合国家的战略要求，而建设粮食基地是国家需要的。我们不能把14亿人口吃饭的事，寄托在国外的施舍上。平时依靠国际市场是可以的，一旦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处于被动，就如那个富翁在洪水中拿一麻袋金子换不到一个面包所揭示的道理一样。要使粮食的自主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部就必须履行这种国家责任。但中部人民同样有实现现代化、过富裕幸福日子的权利。在提高发展水平的同时，我们要着力构建利益平衡机制，也就是要围绕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重大生态产品，特别是重要农产品等，建立区域间的利益补偿和回馈机制。这一点，我们大家好好研究。一般地说，我们也可以不种粮食啊?种了粮食也可以卖高价啊?比如说，每斤卖100块钱啊，这样做中部地区也可以致富。但是中国国情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粮食涉及到国计民生，中部地区不仅应当种植，而且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来销售。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也应该得到必要的补偿，所以要通过建立横向的、或者纵向的、或者横纵结合的有关粮食的利益补偿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七、八年前我就在有关场合论述过了，目前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文件，我们要把它们贯彻落实好。

还有一些重要方面，不再一一论述了。我要指出的是，中部崛起需要中部六个省一起努力，靠中部各个城市共同支撑，正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武汉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级特大城市，是国家的中心城市，在国家与中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和地域分工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所以，武汉要抓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等机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问”，以卓越之墨写出精彩篇章，为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做出特殊贡献，把武汉的发展推向历史新高度、全球新高地。

顺便说一下，武汉作为“新一线城市”的说法，并不是国家明确的，可以看作是是近几年民间一种的约定俗成。“老一线城市”是北上广深，“新一线城市”目前大家列举了15个。我个人认为，武汉有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名牌，比什么都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可不是随便定的，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四个直辖市外，就没几个城市了，加起来也就八、九个。所以武汉要珍惜这个品牌，把它运用好、建设好。但“新一线城市”有特殊的内涵和意义，对武汉的建设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把它利用好。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武汉要努力实现“两高”的目标。

达到这个目标应当怎么做?方向在哪里?路径怎样选择?在我看来，要实现这样“两高”，必须做到下面“三高”

第一，格高一等。这是指谋划推动武汉的发展，思想基点要高、战略视野要宽、操作措施要实、考核标准要严。从规划、建设到治理，从生产、生活到生态，从功能、构架到形象，所有的一切都要对标最好最佳来考量。特别是要在3个维度下加以把握和审势。

一是要放在世界最高水准的比照之下。要把城市构造要素做最小最细划分，形成工作清单，按照世界城市先进标准逐一比较，既找出标杆，也找出差距，从而找出改进的方向和建设的任务。

二是要放在外部激烈竞争的倒逼状态之下。地区间城市间的比学赶超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色，武汉要通过激烈的外部竞争深入了解别人的思路与做法，通过知此知彼比出薄弱处、比出危机感，也比出紧迫性。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武汉这些年发展很快，城市实力大幅度提升，城市形象也明显改善，2018年还曾位居城市综合实力排行第五位。但是也要看到，武汉的相对地位在下降。上一次我受邀回武汉参加长江新城论坛时也曾谈到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前，武汉位列国内三大城市之一，除上海、天津外就是武汉;武汉也是在社会上号称“两大”的城市之一，即所谓“大上海”、“大武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武汉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但是今天很多城市不再仰视武汉，且意欲一比高下。原来看武汉是个巨人，现在则可以与之比试拳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再看看崛起的速度，郑州、合肥、长沙的面貌变化都很快。把郑州近十年前后加以比较，可以说完全是两个形象，今天郑州已比肩武汉也成为了国家的中心城市。合肥原来几近于乡镇，其崛起似乎在一夜之间。而长沙没几年功夫，智能制造城市的形象已在社会上鲜明树立。武汉应去除优越感，增强忧患意识，常思不进则退，力争“再上层楼”。

三是要放在广大市民严格挑剔的氛围之下。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说怨声载道利于市。应当把市民的抱怨当作工作的重点，把市民的要求当作努力的方向。多途径听取意见、不放过一句批评。

归纳起来，就是一方面要踮起脚来树立前进目标，另一方面要自觉用放大镜来审视不足，这就叫格高一等。

第二，棋高一招。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应当重新审视已有的基础和成就。根据世界发展的趋势、国家的战略指向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围绕凸显武汉发展新形象重新谋篇布局，并紧扣其出奇招、抓关键。做到思谋在前、行走在前。抓什么关键?出怎样的奇招?我以为至少要把握这么5个方面。

一是要抓形象塑造。要进一步推动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努力塑造武汉独特形象。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武汉参加全国华创会做主题演讲时就调侃到，武汉缺乏自己鲜明的形象，人家说北京是首都、长沙是“脚都”、成都是“耍都”、那武汉是什么都呢?不清晰。多少年过去了，今天的武汉形象仍然不是那么突出和鲜明。上海很精致、很小资，深圳很现代、很时尚，成都很休闲、很温馨，长沙很娱乐、很文化，北京很大气、很厚重，那武汉的形象是什么呢?因此，在新时代武汉必须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象就是比较优势，是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而城市形象不是虚幻的，也不是臆造的，应该是城市格调、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空间布局和外在形态等的有机统一。武汉要围绕塑造新的形象来推动资源配置、重构结构体系和空间布局。其中包括武汉应该有新的地标。过去武汉的地标，可以说有2个。古代的是黄鹤楼，现代的是长江大桥。现在武汉长江大桥已经不能称为地标了，在长江之上至少已经有五六十座大桥了，很多都具有特色。仍然能称之为地标的，也就只剩下黄鹤楼了。今天的大武汉，还要仰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黄鹤楼作为地标吗?与新时代和武汉的新发展相适应，应该有新的地标，就像上海有陆家嘴一样。用什么做地标，应该以怎样的形象立世示人，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功能调整进行统筹谋划。

二是要抓重点突破。武汉是一个特大城市，需求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比较全面地发展产业。但即便如此，也需要突出重点、突出优势产业，并切实做强做优、成为制高点。如果我们的产业面面俱到，对外很容易形成同质竞争，对内则会导致资源要素的分散。要把握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抓几个有竞争力、有发展能量和有广阔前景的产业，真正抢占国内乃至世界发展的制高点。攻其一点且持之以恒，才能攻得深、攻得精。面面俱到，必然是陷入一般。武汉可以发展智能制造，可以发展光电产业，可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也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但一定要基于自身的良好基础。产业选择除了考虑发挥比较优势外，还要适当体现错位。通常情况下，某些热门产业是各个地方的共同选择，避免同构的精巧之道在于合理错位。能体现行业错位的体现行业错位，难以体现行业错位的体现品类错位，不能体现品类错位的体现链条环节错位。在产业选择上还要考虑现有条件和未来潜能，能够围绕它们聚集资源要素、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通过这样的路径和手段，真正把重点产业做到最好，真正达到国际领先、世界一流。

三是要抓优势发挥。这个优势，不仅包括产业优势，也包括其它优势，我这里特别讲讲要利用好区位优势。对于武汉来说，要运用区位优势，打造以“两航”为主要支撑的交通枢纽。武汉处于长江的脊梁地带和南北交汇之地，发展航空、航运这样“两航”有天然的基础。应充分利用这一基础，一方面依此打造立体、智能通畅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借势推动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郑州这些年的发展，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这些年国家为河南专门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建设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推动下，郑州没几年功夫就成为了中部重要的物流输送基地，其航空货流发展到位居中部地区第一，由此推动郑州成为了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可以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提并论了。郑州的发展足见发展航空的重要性。武汉比郑州还多了一“航”，潜力更大，绝不应忽视自已的这个优势。

四是要抓经济联动。也就是说，要千方百计推动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和多种经济形态组合发展。要发展“混产业”和“融经济”，把各类产业门类组合起来、交融进去。做好了，新发展空间和新经济动能就大大拓展了。进一步说，要发展多层经济、空白带经济、结合部经济、早中晚经济、空中和地下经济等。因为小、偏、低，其中的很多方面容易被我们忽视，特别是容易被大城市忽视，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这些方面，并采取有力举措去推动它们加快发展。

五是要抓精细治理。精细见责任、显功夫、出质量、展形象，因此精细治理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能力。大到城市的建筑、小到街道标牌，大到整体布局、小到绿植设计，大到体制机制、小到方式方法，都要居高谋划、精细治理。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时，武汉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傻大黑粗。虽然我们说今天的武汉特色还不够鲜明，但这个状态已有了大的改变。武汉已经有了小资情调，开始变得温柔起来。我们建了“楚河汉界”、建了“新天地”，这些元素一点缀，武汉就显得含情脉脉和婀罗多姿了。这还不够。作为一个契机，这次军运会把武汉治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还需要继续努力，且须长久为之。在这方面，我建议武汉多向上海学习。按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武汉还有一定差距。

第三，技高一筹。推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需要优化操作路径，路径优则可事半功倍、捷足先登。因此，在各项具体操作中，武汉要体现技高一筹。怎么做?我提如下三点建议。

一是要抓营商环境优化。优化营商环境是这些年国家花大力气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的营商环境进步非常明显，不仅体现为世行相关排名的不断前移，也实实在在体现在许多具体工作中。当前各个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比的是什么?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比谁的营商环境更好。武汉应当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把营商环境搞好了，投资者就愿意来、广大市民就愿意积极献计出力，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更加愿意担当作为。可以说，营商环境是优质资源的来源、是强劲投资的来源，也是创新力量的来源。但营商环境的建设不能率性而做、盲目而为。不客气的说，有些地方建设营商环境在认识上和操作上都陷入了一些误区，似是而非，应该加以矫正。我认为营商环境建设应当特别把握住三条：第一条，重点不在于“松”而在于“公”。不是管得越松越好，而是越公越好。该管的必须管，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严管、细管。重要的是，管事要公平公正，管理部门要通过自已公正履职形成社会公信力、为广大市民所充分信任。第二条，重点不在于“少”而在于“准”。现在大家都在攀比管理清单的长短，认为管得越少越好，也就是清单越短越好，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关键的问题在准确，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一定要清晰明白。第三条，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不是说政策越优惠越好，把政策更优作为重点是不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提高政策法规的稳定性和可信度，诚“信”为本，依此稳定人心、激活投资。举个例子。在政务服务方面，有的地方提“最多跑一次”，有的地方更进一步说“一次都不用跑”，如果这么跟进的话，别的地方还会说“我来替你跑”。这么比下去很可能就变成趁口舌之快了，最终不一定能落到实处。所以，关键还在于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并尽可能的降低运行成本。要把精力放在建立社会公信力上，有了公信力，老百姓办起事来不会在乎多跑一两次、多花费几分钟。

二是要借力功能平台。各类功能平台是发展的支撑、是辐射的基地、是先行先试的舞台，还是争取和拓展政策的载体，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又有“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的功能。我们说郑州的发展得益于航空港经济区战略的支撑，是希望武汉要认识到功能平台的重要性，注重借力重大功能平台发展自已。武汉不仅要推动国家在此建立战略平台，也要从实际出发，自主地打造适宜的功能平台。这里我顺便说一句，武汉在建设国家级新区方面是吃了一点亏的。应该说相关谋划很早，但至今都未能落地。如果早搞了新区建设，武汉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发展中能够看到这一点，从长沙湘江新区的建设发展中更能看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湘江新区的建设，长沙才出现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就经济体量而言，今天的湘江新区已支撑起长沙超过1/4的发展，而它所起的示范带动效应就更加显著了。所以我反复强调，武汉一定要重视战略功能平台的建设与运用。

三是要实施品牌引领。品牌是市场，是信用，是竞争力，也是效率与效益。高质量发展催生品牌，而品牌创造又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部的世界驰名品牌比较稀少，武汉更是寥寥无几，所以一定要在这方面下足功夫，把建设品牌、运用品牌、弘扬品牌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坚持不懈的推动实施。据我研究，一个城市有没有实力和发展潜力，是不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城，有三个关键性的衡量因素，这就是名牌的数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能力和流动人口的数量。我们可以从经济数据包括GDP来观察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但用这三个因素来考核一个城市的发展会更科学、更具实在意义。由它们能够真正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充满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我的希望是，武汉能够真正把握机遇、抓住关键，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和实在的成就，最终实现“两高”的目标。演讲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但我要说，今天延时演讲谈了这么多想法，完全是出于对中部地区和武汉的热爱，也是出于一个家乡人的责任。我想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