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我院范恒山教授面向全院师生做了“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的学术报告，副院长王磊教授主持讲座，院内外80余名师生参加。

一、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

范恒山教授认为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所写的作品基本上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依托于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变幻。

二是越来越精心于话语创造和话题标新，这一点有点像杜甫曾经写诗谈到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来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不是符合中文的逻辑和范式。

三是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起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都是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除了让人眼花缭乱以外，看不出有多少有价值的观点。

四是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现在也是注重于在写文章时来引论，但是跟过去言必求马列不一样了，现在是言必求西方、言必求欧美学者，论文前面的综述、索引，都是引的欧美的专家，，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

五是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也好、采用文稿也好、评价文章的质量都差不多以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刊物和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的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

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逊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

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

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以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

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达14亿人;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6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

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

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

三、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我专门还把这段话摘引下来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创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呢?我想从方向来讲，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推进：

一是在现有的框架和范式下形成某些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现有的框架和范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寻求局部的创新和突破，重点是根据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它的内在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先的总结归纳，对它进行科学地描述和揭示。

二是对现有的框架和范式做适当地改造。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框架和范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作深入地分析和科学地提炼概括，最后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则和守则。有的东西不能一概排斥数学公式这些东西，有些原理、有些函数关系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述，就会起到一目了然的结果，恩格尔系数就能体现对食品消费跟其他消费的比重关系，它反映我们人民生活的质量提升等等，它是很一目了然的，这些东西是必要的。

三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来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创造、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教科书，达到这个标准。

范恒山教授最后寄语广大师生，要把大家的精力用在为中国的实践发展服务之上，把自己的论文真正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综合的、专门领域的经济学来。

在提问环节，范恒山教授还就经济理论与经济问题的关系、武汉产业结构重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报告会前，为进一步把握关键求实效，聚焦质量谋发展，带领我院各项工作在“十四五”时期开好局，迈上新台阶，范恒山教授与我院全体教师进行了座谈，并从“顺势、聚焦、取巧”三个方面对我院未来发展和学术研究工作进行指导。“顺势”就是顺应国家潮流，时代大势，要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重点需求进行研究;“聚焦”就是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凝练研究方向，做出特色、做出差异化，形成研究高地;“取巧”就是要要注重方式方法，善于借助平台和传播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