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副教授范斐与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我院2020届博士生王嵩，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讲师、我院2019届博士生卢飞，共同在《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19期发表论文《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现将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摘要: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文章构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研究分析框架，将区域高质量发展作为门槛纳入框架中。并以2003—201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Global Mamlquist-Luenberger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水平，以国内大循环水平为因变量，以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资本交互、商品贸易和无形交流为自变量，探究了在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门槛下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三个门槛值，分别为0.741、0.791、1.052，国际直接投资(FDI)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进口额、出口额和无形交流无论在哪一个门槛值下均对国内大循环具有促进作用，但在较低门槛之下和较高门槛之上均远小于在两门槛之间的促进作用。

结论: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在不同高质量发展水平下，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各国际大循环因素会在[0, 0.741)、[0.741, 0.791)、[0.791, 1.052)、1.052及以上的四个不同高质量发展区间对国内大循环水平提升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0, 0.741)内的样本数据最多，反映了在此高质量发展水平区间内，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最为普遍，其中FDI存量的影响系数最大，进口额次之，OFDI存量、出口额和无形交流相当。[0.791, 1.052)内的样本数量占总数的22.92%，尤其是北京等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这一区间，在此区间内各国际大循环要素的影响系数显著提升，反映了该阶段国际大循环对于国内大循环水平提升的作用最为突出。[0.741, 0.791)和1.052及以上的样本数量最少，[0.741, 0.791)内OFDI存量和出口额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1.052及以上时，出口额对国内大循环水平提升的作用不再显著，其他国际大循环因素的影响也显著降低。